1935年3月10日至12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现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一所当地人称为“新房子”的堂屋召开了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毛泽东对它记忆特别深刻。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部队进至土城附近，遭到川军阻击。于是，红军调头西进，渡过赤水，到川滇边境的扎西地域休整、缩编，拟寻机渡过金沙江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敌军为阻止红军北上渡江，调集重兵对红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

为扭转局势、跳出敌之包围圈，毛泽东主张回师敌人兵力暂时空虚的黔北地区。于是，红军二渡赤水，激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在被称为遵义战役的作战中，红军重创敌中央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第一次大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高层领导干部及广大战士的士气。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号召红军将士一鼓作气“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用战争的胜利推动“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建立根据地”。

而就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经由毕节、大方开到了仁怀县的鲁班、坛厂一带构筑碉堡。中革军委决定把周浑元纵队从碉堡中引出来加以消灭。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城“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军部队会歼周浑元纵队战役。3月10日1时，在平正、干溪一线活动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每个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自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正是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引发了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

苟坝会议与遵义会议一样，是在战争的大环境中召开的。3月10日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后，张闻天当即召集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讨论。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争论很激烈。在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大家希望多打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得生存，再图发展。所以，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会议争论不休，毛泽东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进行抗争，但还是说服不了大家。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只好搞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通过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

会议结束后已是深夜，毛泽东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又去找到周恩来，力陈己见。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一番争论后，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本来苟坝会议到此可以结束了，但囿于张闻天接替博古后，每遇战事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往往争论不休，不仅无济于事，又贻误战机，毛泽东据此提议成立由几个人参加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一提议立即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的赞同。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该提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如果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中又开始有了发言权，那么，苟坝会议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不再仅仅是周恩来指挥军事的帮助者，而是有了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整个红军的权力。不难看出，苟坝会议是提升和巩固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被选为常委后，他卓越超人的才能仍受到党内、军内一些人的怀疑，无论是在土城青杠坡战役，还是部队转战迂回于川黔地区，都有人散布对他的不信任言论。作为领袖人物的毛泽东，全党、全军对他有一个认知认可的过程。苟坝会议不仅是毛泽东职务变化的一次飞跃，更是全党全军对毛泽东“认知认可”的一个飞跃。

据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苟坝会议的独特意义：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之后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在战争环境中，军事指挥权实质是最具核心和权威的权力。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被选为常委，但在随后的常委分工会上，毛泽东只是明确为周恩来指挥军事的帮助者。那时，毛泽东即使自己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按当时的规定，还需经党内下最后决心者周恩来认可和决定，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苟坝会议新“三人团”成立后，毛泽东从此取得了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的指挥整个红军作战的主导权力，由“帮助下最后决心者”变为“下最后的决心者”，身份完成了质的转变，为指挥红军实现自己的战略思想、夺取胜利获得了最高权力。

毛泽东作为党中央核心人物，开始名正言顺地走向前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常委，但并无任何实际职务，且党内军内还有人对他时有非议。苟坝会议上，他力主不进攻打鼓新场，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得失，用政治生命再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让支持他的人理直气壮、更坚定地支持他；让反对他的人改变看法，对他佩服有加。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声望空前提高。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苟坝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后，毛泽东不但有了职，而且还有了权，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战略思路指挥红军，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引敌东来；重渡乌江，兵临贵阳，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苟坝会议用事实论证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客观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正确意见不断受到打压，坚持真理的同志受到迫害，党的主要负责人独断专行，致使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最后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注重倾听不同声音，善待不同意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意见也有了充分发表的机会，民主集中的原则被赋于灵活的实事求是的内涵。苟坝会议毛泽东反对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从被否决到最后被采纳，这就是明证。

在黔北大山深处苟坝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长征结束后，很多人包括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记不清开会的准确地点了。但毛泽东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1959年4月5日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1967年1月2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等场合都深情地提到了在苟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而且，“苟坝会议”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也是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上海最先提出来的。在这次会上他谈到：“……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特殊时期，毛泽东都提到了苟坝会议，足见苟坝会议在于他是何等难忘、何等重要。